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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人口子女教育

                                                                                                                                                                 淸香

自上個世紀的80年代以來,城市中農民工、外來工已經逐漸成為城市生活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群體。我們每天都在城市中看到他們------農民工、外來工,這些被官方媒體被稱為流動人口的群體,已逐漸成為城市生活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以珠江三角洲地區為代表的加工出口區,是勞動力需求的類型,他們與在城市中生存的外來工有很大的差異。前者多是從事製造業,他們多集中居住在成片的工廠宿舍裏。他們的子女通常是在自己的老家受教育,而我們今天所要關注的是,在城市裏謀生的流動人口的孩子教育問題。與十年前來到城市的流動人口不同,他們不再是純粹為了賺錢以貼補家用,他們要在城市裏找到工作、愛情和安身立命的方式。

僅以北京、上海和廣州三地為例:往往離市中心越遠,外來農村人口的聚集越為密集,其居民收入也越低。他們多從事第三產業,多半集中在建築、商飲、服務等行業。特別是個體小商販,以工時長為特點,一般需要兩個勞動力相互輪替,因此以家庭流動為主。據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和中國兒童中心進行的調查顯示,我國有將近2,000萬屬於義務教育年齡段的流動兒童,其中9.3%的孩子處於失輟學階段。這就意味著,全國有近200萬流動兒童失輟學。

  有關人員在北京、深圳、武漢、成都等9個大城市進行調查,訪問了12,000多名流動兒童的監護人和7,800多名兒童。調查顯示:36周歲流動兒童入託比例為60.7%,低於城市戶籍兒童入託率;6周歲兒童有46.9%沒有接受入學教育;近20%的9周歲的孩子還只上小學一、二年級,13周歲和14周歲還在小學就讀的占相應年齡流動少年的31%和10%。

    由我們眼見的諸多事例中,我看到了大量民工(或稱流動人口)子女失輟學的原因,大致歸納為以下兩點:

 

高昂的學費

在上海,公辦學校的高門檻和高收費令農民工們望而卻步。以收費而言,民工子弟學校費用每學期約為360400元,包括書費和學費,如果借讀公辦學校則要交2,000元。據調查,外來務工農民在上海打工的平均月工資868元,其中,500元以下的占2.5%500-800元的占33.3%800-1,200元的占50.8%1,200元以上的占13.4%. 因此,雖然有少數的外來務工農民子女在教育部門所屬的公辦、民辦學校借讀,但學雜費、借讀費負擔相對於他們的收入是十分沉重的。

九年義務教育的後3年是初中教育。在上海,民工子弟要進中學是難上加難。一方面是民工子弟學校不能辦初中,原因是師資、經費、設備條件難以達到要求。但要進公辦初中不僅門檻高,而且借讀費昂貴,一般需繳3萬元至5萬元。廣東尚未有民工子女高中,公辦高中借讀費、擇校費高得驚人,流動人口在廣州讀三年高中費用超過5萬元。流動人口子女初中畢業去向問題十分突出。

 

學校數量質量低下

民工子弟學校大都屬私人辦學,根據民工的流出地,辦學者有很強的地域性, 在上海的519所民工子弟學校中,只有占1/4124所學校履行了既經流出地有關部門同意,又在本市教育部門備案的規定,其他大都無合法名分。

硬體差勁是現有民工子弟學校的通病。學校主辦者廉價租借民居、閒置廠房、破舊倉庫等作教室,光線昏暗,連窗戶都沒有,環境很差,有的甚至與垃圾場比鄰;80%左右的學校沒有操場,其他活動設施更無從談起,幾乎找不到學校的感覺。
硬體差勁,軟體更讓人擔憂。 絕大多數學校對教師應該具備什麼條件、學校應該開設什麼課程、教學質量應該達到什麼水準,一切由辦學者自定。創辦民工子弟學校的外來人員,除少數曾在家鄉當過教師,大部分是從工程項目承包者、小商小販、建築工、清潔工、保姆等職業轉崗而來,大都沒任職資格,缺乏教學經歷,個別連小學文化程度者也站上了課堂的講臺。

國家沒有民辦學校辦學標準,一些地方以重視為由,以高於公辦學校的標準給民校設立底線。 在廣東有的城市開辦民辦學校,有20多項前置許可。公辦學校不需要年審,民辦學校要年審,每年跑10個部門,蓋17個公章。 民辦學校財務每年要請指定的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不菲的審計費由學校負擔。一些地區以保障民工權益、防止卷款潛逃為由,要求學校按審批招生人數一學期學雜費總額繳納保證金

 

從我們眼見的這些現象中,可以看到背後的癥結是嚴重的制度性歧視。其中也包含了非常複雜的綜合因素。首先,存在著一個城市競爭力和市民權成本的矛盾。給農民工支付市民權意味著必須由流入地城市代替國家來支付社會保障、義務教育等的成本,開放市民權與增強城市競爭力事實上構成了一對矛盾。
另一個背景因素是我們的發展觀。現在強調的是經濟效益,城市發展現在是GDP主義,這跟公平原則有衝突。即使現在提經濟效益優先、兼顧社會公平原則,但經濟發展無疑是城市排序的主要依據、以及城市政府的主要政績內容,城市缺乏關注公平教育的內在驅動力。
還有一個因素是人力資本的競爭。城市現在搞准入門檻,這跟中國的人力資本狀況密切相關,是這種狀況的派生物。

由於升學渠道困難,外來子弟入學率從小學、初中、高中呈遞減趨勢,由於最終沒有在城市裏參加高考的機會,成績較好的外來孩子,在小學或初中畢業後就回到老家繼續讀書,成績不太好的就進入城市內的技術培訓學校或直接開始打工。在這種情況之下,反而是在少年時代教育上較不成功的孩子容易留在城市。

中國是一個簡單勞動力過剩的國家,城市發展雖然需要廉價勞力,但是中國廉價勞力供過於求,城市於是對下層移民實行市民權關閉,並用就業歧視等來限制廉價勞動力衝擊城市的勞動力市場。流動的民工尚在限制,他們的子女教育問題,誰還真正關心?如果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其將帶來的社會成本將更加龐大。最終可能導致這一階層趨於激進化。


   諸多原因讓一些農民工子女與城市孩子在公辦學校相處時,時刻都會在心理上感到自卑和不平等,心態扭曲,流動人口的孩子已感覺到了城市孩子與自己的差別,和這種差別在城市壁壘面前的難以逾越。內心世界對社會差別感受到的強烈不平等,將加深他們的被歧視感和對立感,而長期處於社會邊緣的第二代,他們可能會趨於激進化。

學術界在討論中國封建社會為什麼會出現不同於歐洲的超穩定結構時,認為中國的科舉制度比歐洲的貴族等級制度優越,它為中下層民眾提供了上升到上層精英階層的通道,化解了階級對抗。這個結論應當說是可信的。由此可見,國家應大力為外來人口子女提供接受義務教育的機會,這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責任,是體現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嚴肅性和保證最基本的社會制度的公平原則的需要,在我國,從政治角度看則有利於保持我們社會的穩定。

     解決流動人口子女就學問題的方向其實非常明確:最終實現所有居住地居民子女享受同等受教育權利。這就要求政府必須對學區內所有適齡學生一視同仁,並立法保障居住地義務教育階段兒童進入公立學校接受教育的同等權利,公共社會不能對民工子女教育逃避責任。
    在關注流動人口子弟學校的發展前景的時候,必須要考慮一個問題,就是民工子弟學校作為我們教育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還能生存多久,510年是一個最為常見的答案,很少有人認為民工子弟學校會長期生存下去。這是一個很嚴峻的問題,對形勢的估計決定行為,民工子弟學校前景不明朗必然會導致辦學者的短期行為,這在經濟學上具有合理性,卻是教育學上的一個災難辦學者不會關注教育質量,民工子弟學校失去提高教育質量的空間,進而社會對民工子弟學校發展失去信心,
    儘管如此,民工子弟學校還是會在一段時間裏作為中國教育體系的一個重要部分而存在,在這段時間裏,關鍵是要提升民工子弟學校自身的教育質量和安全等教育服務質量。但是僅僅依靠民工子弟學校本身的力量,提升教育質量的空間有多大,這也值得思索。